囿于篇幅，这里不详细论述。

参见张翔主编：《德国宪法案例选释（第一辑）：基本权利总论》之第二次堕胎判决，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171页。[7] 借助康德的学说，德国宪法学家杜里希认为这一概念包含两方面内涵：一方面是主体自身的价值，另一方面则是主体自主决定的能力。

我国宪法学界近些年也格外关注人的尊严问题，并认为人的尊严是我国《宪法》第33条第3款人权条款的应有之义。三、死刑与生命权 虽然死刑制度未必侵害人的尊严，但必然会涉及人的生命权。仅以德国为例，德国《基本法》第102条明确规定废除死刑，但在《基本法》生效不足一年之际，议会中的部分议员便提出删除《基本法》第102条的动议。在对刑罚功能进行划分之前，应首先将二元论和八分法中涉及的功能进行筛选。在此，我们不仅需要考虑社会现实，还应更多从应然角度进行分析。

[27] 对于社会一般成员而言，即使是法制观念淡薄的公民通常也对死刑所涉及的犯罪行为有所了解。显而易见，比例原则不仅是法治国家的重要原则，而且还蕴含了现代人权理念，要求国家在追求正当目标的过程中尽可能尊重公民的基本权利。[134]此外，法院对全额补偿的要求进行了具体化。

[35]Wolfang Schön教授指出，结社自由着眼于多人为实现共同目的而集结的人合属性，尚不能完全满足多人集合自己的财产共同从事经营活动时对使用其财产的需求。三、股份财产权典型案件解析1、股东的知情权股东获得有关公司的充分信息，不仅是其行使管理性权利也是其处分财产性利益不可或缺的条件，因此知情权是股东成员权的根本组成部分。以知情权为例，《股份法》确定了股东通过股东大会行使管理权的基本原则，故联邦宪法法院认同了立法者做出的股东的提问须与股东大会议程有关的限制以及允许股东大会主持人限制股东的提问和发言时间，以确保股东大会能够有效发挥股东民主实现场所的功能。[37]具体而言，立法者必须保障保证股东获得可以保证其参与公司意志形成的最低限度的信息权、决策权和控制权，以确保原初的单一所有权所具有的的控制权和财产权元素借助公司组织这一媒介还可以继续存在。

该条款允许股份有限公司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将其全部资产转让给公司主要股东，其结果是少数股东退出公司并就其股份获得补偿金。[115]同时，在就普通法院运用该条款对个案中股东大会主持人限制股东提问和发言时间的合法性进行审查时，联邦宪法法院指出，基本法第14条对股份财产权的保障要求法院既要防范董事会滥用其拒绝提供信息的权利（《股份法》第131条第3款）也要防范股东滥用其知情权，法院尤其需要注意，股东大会只有在组织者就可供利用的时间能尽可能公平有效分配的前提条件下才可发挥作为股东民主实现场所的功能。

[28]在学界就基本权影响私法的方式和范围经历了长期的讨论后，联邦宪法法院和晚近的文献中展示出将基本权间接第三人效力学说和保护命令学说相结合的趋势：在私法关系中，基本权发挥作用的方式不仅体现为法官在解释诸如善良风俗、诚实信用等概括性条款或者不确定法律概念时应遵循的指导原则，而且还体现为可诉的国家义务，即国家保护基本权免受其他私主体侵犯并且在构建私法秩序时遵循基本权要求的义务。其涉及的问题是，通过转让资产解散公司的方式是否合宪以及普通法院可否拒绝就相关股东大会决议有无正当理由进行审查。从股份财产权领域的常见案件类型可以看出，股份财产权处理的核心问题并非防御国家基于财产权的社会负担对股东权利进行的侵犯，而是国家作为立法者如何公平地平衡股东的不同利益，换言之国家如何处理私主体之间的基本权利冲突。[138] BVerfG NJW 2001, 279, 280.[139] BVerfG NJW 2001, 279, 280.[140] BVerfG NJW 2001, 279, 280.[141] Martin Tonner, in FS Karsten Schmidt (2009), S. 1581, 1583. Er verweist auf Gesetzesbegründung in BT-Drucks. 14/7034, S. 32; BGH NZG 2006, 117; Papier in Maunz/Dürig, Grundgesetz, Stand 2002, Art. 14 GG Rz. 195; Lenz/Leinekugel, Eigentumsschutz beim Squeeze out, 2004, S. 11 ff.; Bugert, BB 2007, 1518 m.w.N.[142] Uwe Hüffer. Aktiengesetz (10. Auflage). München C.H.Beck 2012 (hereafter ?Hüffer), § 327a Rn.?1.[143] BT-Drucks. 14/7034, S. 32.[144]对裁决程序的详细介绍，见[德]怀克、温德比西勒著：《德国公司法》（第21版），殷盛译，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661-665页。

也就是说，除了以防范权利滥用为目的对股东大会决议进行的实体审查外，联邦宪法法院不要求立法者就逐出小股东的股东大会决议设置额外的实体审查机制。与《有限责任公司法》第51a条第1款所规定的股东对于公司经理的信息请求权相比，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的知情权受到两方面的限制：股东只能在股东大会上主张知情权而且其提出的问题必须和会议议程相关。不少学者对这一模糊的表述提出了批评，认为宪法法院将企业财产权（Unternehmenseigentum）视为其股东的间接所有权，忽略了股份财产权和企业财产权之间应有的区别并无视内国法人和企业组织依据《基本法》第19条第3款所具备的基本权资格。[10]以公司法媒介是指，股东的权利是以其作为公司成员的成员权为媒介。

[22] Wendt, In. Sachs, Art. 14 GG, Rn. 10ff.; Depenhauer, In. v. Mangoldt/Klein/Starck, Art. 14 GG, Rn. 91。[13] Klaus Stern, Das Staatsrecht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and IV/1, 2006 (以下引用为Stern, Staatsrecht IV/1), S. 2193; Walter Leisner, in: Isensee / Kirchhof (Hrsg.), Handbuch Staatsrecht VI, 2. Aufl. 2001 (?Leisner, in: Isensee / Kirchhof, Hdb Staatsrecht VI ), S. 1067.[14] Mülbert, In Hopt / Wiedemann (Hrsg.), Gro?kommentar AktG, 4 Aufl. 1999, Vor §§ 118 – 147 AktG, Rn. 187ff.[15] Leisner, In. Isensee / Kirchhof, Hdb Staatsrecht VI ), S. 1068; Stern, Staatsrecht IV/1, S. 2193; Christoph A.Stumpf, Grundrechtsschutz im Aktienrecht, NJW 2003, S. 9, 10?f.; Mülbert, In Hopt / Wiedemann, Vor §§ 118 – 147 AktG, Rn. 188.[16] Wolfgang Sch?n, Der Aktion?r im Verfassungsrecht, in FS P. Ulmer 2003 (Sch?n, in FS Ulmer 2003), S. 1359, 1369-1371.[17] 比较Sch?n, in FS Ulmer 2003, S. 1359, 1371, 脚注56。

伴随这一社会环境的变迁，财产权的内涵也超越了实物财产权的范畴，而涵盖了具有财产价值的其他私法权利甚至是公法上的主观权利。立法者在股份财产权的领域所承担的双重功能——确认受基本权保护的法益并确定保护的界限——在以强制性规则为主的股份有限公司法中体现尤为明显。

股份财产权的机制保障正是要求立法者通过提供恰当的公司形式以满足人民集体行使财产权的需求。但法院并不认为上述条款因此而违宪，而是认定普通法院在就有关出售资产的股份大会决议进行审查时基于宪法的要求有义务审查，少数股东是否获得了与其股权价值相符合的补偿。[122]反对者批评联邦法院忽略股东知情权所承担的向股东就其投资的资本运作情况进行汇报的功能，不公开隐藏资产信息可能使大股东可以低于实际价值的价格购买小股东股票。在职工集体共决一案的判决中，联邦宪法法院指出，只要就公司的财产尚不能违背所有股东的意志做出决定，只要股东不会因为职工参与就丧失对选拔公司经营者的控制，只要股东还保有最终的决定权，那么立法者就尚未越过宪法上允许的界定和限制财产权的规范的界限。[46] Wieland, In Dreier, Art. 14 GG Rn. 68; Bryde, In. Von Münch / Kunig, Art. 14 GG Rn. 6.[47] Wendt, In Sachs, Art. 14 GG Rn. 16。[36]通过分析宪法法院判决，他进而提出了股份财产权的宪法保障要求公司法领域立法的前后一致性（Folgerichtigkeit）。

从股份财产权的机制保障和保护义务的角度看，立法者有义务对于此容易发生基本权利冲突的领域提供争议解决的框架。[92]就规则的适合性，学界普遍认可立法者宽泛的预测的空间。

[72]这一形式化的征收概念其内涵窄于过去以国家侵入行为的严重程度作为区分标准的实质性征收概念。[103]对私法领域的个体私法自由的赋予与限制属于立法者须以均衡的方式加以解决的分配问题，其既不可不合比例的限制自由也不可不合比例地保障自由。

在1990年的汉堡电厂股份有限公司（HEW AG）一案的裁定中，联邦宪法法院以该公司作为能源企业具有法定的履行生存保障（Daseinsvorsorge）的义务以及公法主体基于其高达72%的出资而获得的决定性影响为由否定了该公司的基本权主体资格并以程序不合法为由驳回其宪法诉愿。2、少数股东的排除大股东利用自己的投票权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将少数股东从公司中排挤出去，是大股东和少数股东这两个群体利益碰撞最为激烈的情形。

[83]在界定和限制财产权利时，立法者不仅要符合所有权的私用性要求，确保其所构建的财产权利可以为权利人使用和处分[84]，即满足机制保障的要求，还必须确保有关规则符合比例原则、信赖保护和平等原则的要求[85]。依照通行的所在地理论（Sitztheorie），法人的所属国根据其实际运营的所在地来判断，对此参见Dreier, in: Dreier, Art. 19 GG Rn. 79 m.w.N.[48] Wendt, In Sachs, Art. 14 GG Rn. 17. St. Rspr. Vgl. BverfGE 21, 362 (39f.) – Sozialversicherungstr?ger; 61, 82 (100f.) – Sasbach; 78, 101 (102) – Eigentumsrecht von Rundfunkanstalten. Zu den anerkannten Ausnahmen vgl. Ipsen, Grundrechte, S. 19.[49] BVerfGE 45, 63 (80); Dreier, in: Dreier, Art. 19 GG Rn. 71 m.w.N.[50] Dreier, in: Dreier, Art. 1 GG Rn. 70 m.w.N; Jarass / Pieroth, Art. 1 GG Rn. 39; Stefan Storr, Der Staat als Unternehmer, 2001, S. 49ff. 少数派观点主张以此类企业受到公共目的的约束为额外条件，例如Markus M?stl, Grundrechtsbindung ?ffentlicher Wirtschaftst?tigkeit, 1999, S. 115ff. 对学界就德国铁路和德国邮政私有化后的继任企业的基本权义务问题的讨论及联邦行政法院和联邦法院有关判决的概述，参见Dreier, in: Dreier, Art. 1 GG Rn. 73。德国《股份法》中的少数股东排除制度，正是立法者调合者两种冲突的典型例子。其二，法院强调少数股东的存在对于公司迅速灵活展开经营活动形成的阻碍。

在股份财产权的框架内，法院指出，该法案虽然授权特别基金为稳定某金融机构而购入其股份，但是并没有授权其通过强制性购入股份的方式侵入股权。该等限制的合宪性，是2000年的Wegner诉Daimler-Benz案的核心问题。

[40]这一观点也得到联邦宪法法院的认可。财产权保障确保权利人持有财产性权利的存续状态——又称存续状态保障（Bestandgarantie）或法律地位保障（Rechtsstellungsgarantie）——并在基本法第14条第3款有关征收的框架内就法律地位的减损提供价值保障（Wertgarantie）。

需要注意的是，机制保障作为立法者活动的最远边界（äußerste Grenze）只有在极端情形下才能展现出来，例如立法者彻底取消了公司制度。在2008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德国国会于2009年4月7日通过《加速金融市场稳定法案》简化了《股份法》和《并购法》中的排除少数股东的制度，例如该法案第12条将《股份法》中将申请排除程序的大股东需要持股95%的要求降低到90%，从而使得联邦政府的稳定金融市场特别基金（SoFin）可以较为容易地排除问题银行中的少数股东，从而迅速进行重整以到快速恢复金融市场稳定的目的。

立法者通过内容和限制性规则对财产权进行规范时，对如何依照基本权的要求实现私主体利益的平衡有相当大的判断和裁量空间。财产权对于公共福祉的责任并不处理大股东和小股东如何相处的问题，而是要求国家的法律提供一个中立的框架，以供为实现经营目的而自由结合的股东活动。立法者有义务采取恰当方式平衡该等利益。一审和二审法院均认可了上述法案第12条的合宪性。

[52]然而，就具体的判断标准而言，存在相当大的观点分歧。[34]这一阐述生动表达出财产权机制保障作为最远边界的功能。

宪法法院持否定态度，如BVerfG 10, 17 (30f.).。在准备股东大会时，主要股东有义务制作书面报告解释说明达到了95%的临界值以及拟提供的现金清偿的合理性，但无需说明要求转让股份的理由。

因为参与民事纠纷的私主体均为基本权权利人，对一基本权主体有利的保护性措施往往同时影响其他基本权主体的基本权，形成基本权冲突。[130]在本案中联邦宪法法院首度指出，股票具有复杂的属性，其既有财产权的面向又有成员权的面向，而以哪种属性作为立法的根本性标准须由立法者自行决定。